我是一名因依法行使基本权利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人。自2023年2月17日以来，我因质疑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，惨遭非法抓捕、审讯、搜身和关押，甚至面临人身威胁。在习近平所谓的“依法治国”大旗下，我的合法权利却被任意践踏。我将揭开河南官场“黑帮式合作”的面目，重点揭露现任河南省商丘市委书记李湘豫所起的主导性、统筹性角色。

一、迫害的起点：睢阳区的新城派出所事件

2023年2月，我仅仅是因合理质疑警察的违法执法行为，就遭遇了睢阳区新城派出所所长杨景涛、案审四队队长陈晓东等四人的非法拘禁和审讯。这些恶劣行径，不仅完全违背了中国现行的法律，也彻底践踏了中共所谓的“党纪国法”。根据中国《刑法》和《人民警察法》的明确规定，这四人早已构成违法犯罪，理应被追责、判刑，甚至开除公职。

然而，事情的发展却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黑洞。在睢阳区公安局局长谭振起、区委书记孙景权、商丘市长摆向阳、前商丘市委书记李国胜等人的包庇下，这些违法犯罪的警察非但未被查处，反而依然在位，享受着高官厚禄。这显然不是个别人的“问题”，而是整个体制内权力互相庇护、官官相护的恶性循环。

二、更深的打击：对我家属的株连迫害

更让我痛心且愤怒的是，当迫害的手段已经无法将我压制时，他们开始把毒手伸向我的亲人。2024年11月11日，我的家人从上海浦东机场前往泰国旅游时，被海关拦截，原因竟然是被虞城县公安局非法边控。多次请求解除边控均石沉大海，无人回应。

虞城县公安局的局长贾涛对此负有直接责任，而虞城县县长蒋验军不仅没有依法处理贾涛等人的渎职行为，反而继续为其背书、包庇。而寄送给虞城县县委书记何玉东的信件，以及我在网络上发布的公开信也未得到任何回应。

至此我深刻地意识到，这已经不只是某个县、某个区的问题，而是一种系统化、协同化的政治压制。这不是“法治”，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清洗和家族株连，是一场现代黑帮式的统治游戏。

三、李湘豫的角色：系统性迫害的协调者、推动者

在整个事件中，李湘豫的作用尤为关键。他作为河南省商丘市现任市委书记，本应代表人民利益，主持正义。然而，他却选择了完全继承前市委书记李国胜留下的权力结构，甚至在手段上更加阴狠。

他并非简单的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而是深度参与、主动协调。他不仅没有制止睢阳区对我的迫害，反而进一步升级打压力度，将虞城县也纳入整肃体系，实施跨区域配合——“协同作战”。这种“跨区打压”的方式，说明他已将迫害我及我的家属，作为一个系统性政治任务来完成。

在李湘豫的操控下，警察不仅对我的家人实施非法边控，还施加社会性惩罚手段，让我家人失去工作、失去经济来源，试图以此将我逼迫沉默。这一切的本质，就是用“人质政策”来压制异见，用家庭作为武器进行政治报复。

四、法律成为统治工具，公权沦为私人黑帮

李湘豫等人所操纵的，不再是一个应当服务于人民的政府机器，而是一套披着“法治”外衣的政治打压系统。所谓“依法治国”，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个借口，一套可以随意解释、任意操作的工具。对待民众，他们会翻出各种法律条文以进行打压。可一旦牵涉到他们自己或其同伙，则无视任何规则，堂而皇之地包庇纵容。

这正是当代中国政治体系最讽刺、最黑暗的现实。法律成了特权阶层的道具，官僚集团的遮羞布，而真正守法守德的人民，则成了他们眼中的“麻烦制造者”和“敌对势力”。

五、体制性疾病与民间抗争

李湘豫及其背后的体系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展开迫害，根本原因就在于：这是一种体制性的疾病，是从上到下的黑帮式权力运作，习近平就是这个黑帮的老大。他们对上级谄媚逢迎，对人民则面目狰狞，毫无羞耻地挥霍公权，实行株连政策，对异见人士及其家属展开全面打压。

我所经历的这一切，不过是无数类似案件中的一个缩影。更可怕的是，面对我一次次以事实为基础的举报和申诉，中共各级监督机构竟然毫无回应。这只能说明，整个系统在面对权力滥用问题时，已经变得彻底麻木，甚至共谋。

今天，我在海外写下这篇文字，既是对李湘豫黑帮式官场操作的控诉，也是对整个体制性压迫的公开抗议。我深知，这样的声音在他们眼中或许是微不足道的，但历史会记住一切。即使现在的中国大地已经被谎言和恐惧所笼罩，仍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发声。